德国签证（Deutsch Visum）是德国联邦政府授权的签证机关在入境德国的外国公民所持有的护照或其他旅行证件上的签注、盖印， 以表示允许其出入本国国境或者经过国境。

签证简介编辑

德国签证由德国各驻外使领馆签发给申请入境德国的外国公民的入境凭证，主要用于旅游、商务、过境、家庭团聚、结婚、工作和留学等目的。

根据德国新颁布的《移民法》规定，德驻外使领馆可自行审发有效期90天以下的短期签证。而有效期90天以上的签证（如家庭团聚和工作签证）须经德国各地的外国人管理局批准后，方可签发。赴德留学的外国学生申请学生签证时，须事先向德国驻外使馆文化处留学人员审核部申请学历审核（条件是具备大学两年学历），凭审核部证明等材料到德驻外使领馆申请入境签证，赴德后凭大学入学通知书到各地外国人管理局申请留学居留许可。申请结婚签证，须凭德各地民政局所发的申请结婚登记证明等材料，赴德后应先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凭结婚证到各地外国人管理局申请相应居留许可。 [1-2] 

签证材料编辑

一、基本材料

（1）护照(其有效期在签证到期后仍不少于3个月)；

（2）两份完整填写并由申请人亲笔签名的申请表(在使馆签证处领取或在网上下载)；

（3）三张近期证件照片(白色背景的)；

（4）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正反面）一份。

二、商务签证所需材料

（1）基本材料；

（2）工作单位用英文或德文出具的介绍信原件(信上须注明公司地址、电话和传真号、商务旅行者的职务、是否该公司成员、月薪及此次赴德目的)，公司领导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

（3）工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

（4）德国业务伙伴邀请信的原件(信中须注明预计逗留时间期限、逗留目的、时间安排以及行程计划)；

（5）经费承担者证明(在德方邀请信或单位介绍信中注明)；

（6）参加博览会/展览会者(直接预订或通过展览会组织者)须提供：参展邀请函、账单、付费证明、展台确认、展台计划、在德整个逗留期的旅馆预订；

（7）个别情况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三、学生签证（留学）所需材料

（1）基本材料；

（2）德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留德人员审核部出具的APS证书；

（3）表格式德文个人简历；

（4）德文版的留学理由说明书（详细叙述留学的原因和留学对将来的职业生涯的影响）；

（5）德语语言证书（DSD证书）；

（6）已获得的最高学历/学位证明文件；

（7）德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原件；

（8）家庭经济状况证明材料(如：银行卡或存折的原件及复印件)；

（9）个别情况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德国的社会福利体系正处在崩溃的边缘。居高不下的各项福利扼杀了人们寻找工作的念头，也使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贫穷境地。从疾病救济、社会救济一直到养老金制度，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

多年以来，“德国模式”以它的高福利制度为世界各国羡慕不已。德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起源于中世纪，历经数次改革才具备了今天的规模。该体系庞大而复杂，涵盖了社会的各个角落，涉及到各个层次、各行各业的人。德国社会福利制度包括养老金制度、医疗保险、意外事故保险、失业保险、护理保险等等。德国的社会福利法中明确规定：在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只要有可能，公平总是处于优先地位。凡是能用公平来解决的问题，就不该用怜悯来解决，这是社会市场经济框架中的社会福利政策的一个指导公式。

　　高福利下的德国人变得越来越懒惰和不思进取，靠社会救济生活的人越来越多。不断攀高的福利费用压得国家喘不上气来，国库空空如也。那么，德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还有救吗？

　　关注德国人口发展研究的比勒费尔德的科学家赫尔威希·比尔格给我们列出了这样一组数据：“如今在德国有３２０万人年龄在８０岁以上，到２０３０年这个数字将达到８００万。按照现行的社会福利养老制度，如今在德国，每１００个年龄在２０至５９岁的成年人就要养活３７个年龄在６０岁以上的老人。如果只统计一代人的话，这一比例到２０３０年将翻一番还多。”这就是说，国家在养老救济、疾病救济以及护理保险方面的财政负担将继续膨胀。比尔格预言，按照人口发展趋势，德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将步入崩溃。在未来的德国，不论是养老救济还是昂贵的医疗设备都将随着福利体系的崩溃而不复存在，孕妇不再享受免费的知识培训，顽劣青年也不能再接受有实践教育意义的环球旅行了。

高福利造就了低收入

由于拥有近４００万的失业大军、超过２０亿马克的国债，而且教育时间冗长，再加上随着出生率的骤降人们对生活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所有这些都把福利国家的就业基础推向崩溃的深渊。德国的国民经济处在一种恶性循环之中：有越来越多的失业者需要救济，越来越多的退休者需要退休金，这些费用的负担必然会落到劳动这个因素上。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势必会造成失业和社会支出上升，这又使人们上缴的社会保险费用进一步上涨。在德国，社会创造的１／３的财富要间接地进行再分配，也就是说，德国百姓和企业每赚到３马克就要拿出１马克进行社会再分配。而问题的关键是，国家的恩惠并没有完全落到真正需要帮助者的头上，因此，人人都有一种受骗的感觉。

　　德国目前福利政策的特点就是，国家并不是有重点地帮助那些真正急需要帮助的人，而是采取喷壶浇花式，把钱平均花在社会各个角落。一个领取养老金者，不管他的家庭收入是高是低，都可以享受到低廉的公共交通税率；而一个靠上班来养活全家的人，不管他工资多低，他都无权享此优惠。在德国，甚至亿万富翁也在享受着福利国家规定给予“需要帮助者”的恩惠：福利露天游泳池、福利剧院甚至福利幼儿园等。

　　１９９７年德国西部加工工业的劳动力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出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５０％。而实际上，德国人的工资收入要低于美国同行。根据经合组织的报告，德国公司雇佣工人（未婚者）的支出一半以上交给国家，而美国只上交３０％。

福利支出管理混乱

１９９７年，德国政府的福利预算为１２５６０亿马克。而现在却没有人能准确说出这笔庞大的政府财政支出到底用在了哪里。德国联邦议会曾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审查政府福利费支出的落实情况，但早在８０年代初，这个委员会就不得不宣告解散，因为它实在无法统计出到底有哪些家庭和怎样加重和减轻负担了。即使是那些政策决策者们，虽然整天研究如何把纳税人的税款运用到了福利事业，但是对此也感到迷惑。

　　可以说，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地方、镇等基层已经完全失控。１９９６年各城镇共交纳用于社会福利救济的款项近５００亿马克。近２０年来，这一款项的数额就增加了５倍。这一款项原本是为了救济和帮助那些“依靠自己的能力，即依靠自己的收入和财产无法保障其最基本的生活”的人的。而现在政府已经无法看清到底谁急需这笔救济，谁不需要。

　　失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福利名目繁多。失控就必然导致浪费和滥收费。最近，《汉堡晚报》刊登一个署名无名氏的人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提到，他从政府的救济中得到一所房子，而他把其中的几个房间转租出去，通过这种方法他每月可以增加２６００马克的收入。但是科隆的一位家长虽然是靠工资养家，但他在过去的１２年中总共交纳了３５万马克用于社会福利。这对无法享受社会福利的人是不公平的。这种滥收费现象非常普遍，据统计，每年不合理收费总计１００亿马克。

高福利制度下养尊处优的人们

最值得担忧的还是在福利制度下，养成了人们挑剔工作、讲究条件的心理。在德国，福利保险费用和福利救济费用二者都高，所以有的人宁愿失业，以领取高额失业救济金，也不愿因有工作而交纳高额福利保险金。在黑森州农业和林业雇主联合会专门负责推荐季节性劳动力的部门里有这样一个记录：他们曾向１３７个企业推荐１３１９名劳动力，其中只有５２７人参加了见面会，有１４１人被雇用。但最后来签约的只有７人！

　　在现行的养老金制度下，养老金的发放非常宽松；断定无劳动能力的医疗标准也不严格，“残疾人”数量猛增；领养老金者的收入大致相当于国民收入的平均数。他们的生活往往比有孩子的年轻家庭要好。总而言之，退休变得有吸引力了。这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年纪较大的失业者往往不再积极地寻找工作，而是等待提前退休。

　　在德国，学生上大学是免费的，这也是福利政策的一部分。而现在人们都在抱怨大学生们躲在大学校园里用纳税人的钱接受没完没了的“教育”，而他们中还有一半人在上学时做临时工赚钱。艾尔福特大学的校长彼得·格罗茨认为，国家不应该，未来也不可能有足够的钱来资助高等教育。任何人上大学都应该交学费，每人每学期至少１０００马克。这不仅比较公正，而且也增加压力，促使大学生顺利结束学业，并改善大学教学质量。

　　国家必须负责每个人的生活———从出生到死亡。这样，国家的负债越积越多，这无疑将成为下一代的包袱。下一代不仅要承受人口的压力，更要承受由于国家的愚昧造成的重负。慕尼黑信息研究所估算的数据显示，一个１９９５年出生的德国公民，在他的一生中将向国家交纳１６万马克。他的下一代则增加到４０万马克。

改革社会福利制度

德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必须要改革了。目前德国经济界专家也正在积极讨论、寻找改善福利制度的办法。

　　最低养老金模式：每位老人每月从政府那里领取１５００马克的养老金，而全部的养老金来源于增值税。所有的人都必须交纳增值税。

　　用税收来代替社会福利保险，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表面上的替代程序，更是一种解放性措施。首先，这样的措施更显公正性。在那些用于非保险事业的福利金方面，比如在东部特殊增加的养老金部分，按现行的福利制度，这部分钱将只摊派到雇主和雇工身上，而如果改作从税收中出，那么这笔钱将间接地摊派到所有人身上，不仅包括雇主和雇员，还包括公务员和独立工作者。其次，社会公共福利税的负担将从现在的４２％逐步下降，并摊派到更多人的身上，减轻个人的负担，使得膨胀的福利保险金额与工资成本和失业率不断攀升之间的恶性循环得以最终解决。据经济学家估计，用于社会福利方面的费用至少还可以节约２５００亿马克。例如，在目前的体制之下，年收入２４万马克的家庭也享有住房津贴，百万富翁也可以拿到子女补贴。所有这些都是国家无法真正资助穷人的原因，在社会福利制度不合理的地方，是有节约潜力可挖的。对于高收入者来说，他们本该不去享受福利待遇，那样他们也可以少交一点税款。

　　还有一点，政府规定的养老、失业和疾病救济金额过高，这其实是在鼓励不劳而获的人们进行奢侈消费。难怪德国的社会福利机构日益庞大。目前在德国排名前四位的雇主分别是慈善团体、基督教圣工会、戴姆勒公司和西门子公司。所以社会福利制度中的这一点也应改变，政府应该重新评估公民的生活水平，坚决降低救济金额度，救济金额应该相当于其真正的最低生活费用。此外，养老金的核算应该更加严格，领取养老金的最低年龄应该提高，杜绝提前退休。这样才能鼓励公民发挥自己的能力，并根据自己口袋里的钱为自己购买合适的人寿保险，比如买股票或者购置不动产作为自己的养老金。

　　据德国经济专家评估，政府花费在疾病救济上的费用至少还可以减少１０％到２５％。同时公民交纳的平均疾病保险费份额也能相应地从１３．７％降到１０％。这样算下来，每个中等收入者（毛收入每月５０００马克）每月就会增加９２．５马克。他就可以自行支配这笔钱，比如可以把它用于生病时买营养品等。除此之外，因为工资成本降低了，还有助于社会就业。

　　整个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还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好处。现行的税收和福利制度经常把劳动力市场引向错误的方向。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长期失业者的所谓“贫困境地”。对于他们来说，一份低报酬的工作是不值得的，因为他们待业所得到的国家的“救济”收入都可能比这份工作所赚的钱还多。为了吸引失业者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就不得不考虑提高这些工作的报酬，而据科隆研究所统计，这样的低报酬工作在德国有４７０万个。可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德国的福利制度给人的感觉是，这个国家满足于充当分钱机器的角色，而不去挖掘蕴藏在社会中的巨大潜力。如今在德国，６００万人抢一个工作，同时又有千百万个工作无人去做。光１９９８年国家就为失业人员付出了１６６０亿马克的代价，与此同时却有许多工作没有人去做：照顾老人、教育、文化、环保及普及体育运动等。国家应该采取措施，促使公民参加这些自由的“公益工作”。政府应该从失业救济金和社会福利救助金中拨出足够的款项作为“公益金”，鼓励公民投到这些工作中。“公益工作”作为介于市场和传统福利国家之间的第三个元素，它能够避免失业者长期无事可做，成为失业者获得“正常”工作之前的一个过渡。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路德维希·艾哈德在共和国成立之初时说，社会福利国家的任务仅限于保证机会均等和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以使每个人都能够以乐观的态度投入竞争。施罗德政府在其政府声明摘要中就合理改造社会福利国家这一课题时是这样说的：我们认为，社会福利网络必须成为一个跳板，任何一个暂时需要支持的人，应该能够从这一跳板迅速地重返自己负责的生活。这就是说，资助劳动比不得不支付失业救济金对我们来说更重要。前赴后继，德国历任决策者对“社会福利”的理解始终没有改变，需要改变的是实施的手段。

德国拥有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全民医疗保险体系，始于1883年俾斯麦的社会保障法。德国政府依法提供广泛的健康保险计划，特定民众如终身职员、自营业者、高收入雇员可选择退出该计划，并另投保私人保险，而在2009年以前，此类特定民众得选择不加入任何保险。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于2005年，德国医疗卫生体系支出中，政府及个人分别负担77%及23%，医疗支出约占国民生产总额11%；德国男性及女性预期寿命分别为77岁及82岁，居世界第20位；德国婴儿死亡率较低，约千分之四。2010年，主要死因为心血管疾病，占41%，其次为恶性肿瘤，占26%。2008年时，约有82,000人感染艾滋病，自1982年起已经有26,000人因艾滋病而死亡。

  德国新闻出版事业十分发达，报刊种类繁多。1999年出版的日报有367种，1620个地方版和地区版，由380个出版社和135家编辑部出版发行，总发行量约为2500万份，人均报纸拥有量占世界第四位，仅次于日本、英国和瑞士；杂志1600多种，总发行量约1. 4亿份；各种专业刊物8000多种。1994年德国有新闻出版企业2661家，从业人员26. 3万。发行量最大的日报是《图片报》，其它全国性大报有：《南德意志报》、《法兰克福汇报》、《时代》周报、《世界报》。最大的地方性报纸是《西德意志汇报》，时事政治性周刊《明镜》，《明星》画报。

德国通讯社：1949年成立的德意志新闻社（总社在汉堡，图片新闻编辑总部在法兰克福）和1971年成立，总社在波恩的德意志电讯社。

德国主要广播电台：负责对国内广播的德国广播电台和1960年成立的用包括中文在内的31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的德国之声电台。

德国主要电视台：德国电视一台（由各州电台、德国广播电台和德国之声电台组成德国广播协会，共同经营，播放全国性的“第一套节目”及地方性的“第三套节目”）和德国电视二台（德国最大的电视台，1961年由各州共同组建，总部设在美因兹，播放“第二套节目”）。一些卫星电视节目如德国电视台的“1 PLUS”和私营电视台如“SAT 1”、“RTL”、“PRO 7”也拥有大量观众。

德国的生育率长年徘徊在最低水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32%年龄在45至49岁之间的德国女性人没有生育子女。为了鼓励生育，德国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是收效甚微。女性生育率受到教育水平和地域的影响，高学历女性的生育率明显偏低，西部地区低于东部地区。

在德国，没有生育孩子的女性人数正持续增加。联邦统计局11月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0至44岁之间的德国女性有22%没有生育子女，然而四年前这一数字只有20%。

按地区来看，这一情况在德国西部尤为突出，无子女的女性人数比例占到32%，特别是在汉堡，2012年近三分之一的女性没有生育子女，而东部地区只有15%。

统计学家估计，到2020年德国每年婴儿出生人数会保持稳定，因为年龄在26岁至35岁的女性人数相对稳定。然而，2020年之后，这一年龄层的人数会明显下降，因此将引发新一轮的生育低峰期。

自1997年，德国生育率维持在1.4（每个女性平均的生育子女数），2011年全德平均生育率为1.36，专家表示，2020年之后这一数字需保持在1.6以上，才能使生育率保持稳定。

高学历女性不愿生育

2012年，在德国西部45至49岁的知识女性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没有生育子女。

德国联邦统计局局长Roderich Egeler表示，令人欣慰的是40岁左右的女性无子女人数比例略低。调查结果显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不愿生育。

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晚婚。2012年，德国女性平均首次生育年龄为29岁，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世纪70年代初这一数字仅为24岁，而且越来越多的女性表示不愿意在30岁前生育。

不少女性在生育后选择中断工作或者辞职在家照看孩子。

据悉，2012年只有三分之一的妈妈在生产后还继续工作，其中大部分人仅是兼职工作。三岁以下孩子的家庭中，有半数是完全靠男性收入生活，男主外、女主内依然占主导地位。

国家补助政策收效甚微

2013年，生育第一个孩子和第二个孩子，每个孩子可获得每月184欧元的育儿补助，直至年满18周岁；生育第三个孩子可获补助190欧元；自第四个孩子起，育儿补助提高到每人每月215欧元。尽管如此，德国生育率依旧持续走低。

 正在进行组阁谈判的联盟党和社民党曾就家庭政策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双方均试图通过扩建幼儿园、提高抚养金和父母补助金的方式缓解新生儿数量不断下降的困境。

 也有德媒表示，德国年轻人中存在享乐主义，他们将孩子视为快乐生活的“终结者”，这也是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原因之一。

 鉴于这种情况，国家不应急于制定法规来控制生育率，而是需营造一种“友好的气氛”来提高年轻人生育孩子的热情。

 家庭事业难两全

 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副教授刘丽荣早前分析道，德国的生育率尤为低迷，主要症结在于德国社会的文化特殊性：首先，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我价值的实现、职业、爱好和朋友远比生儿育女重要，孩子不再是生活的重心；其次，德国社会对父母责任的期望过高，发展事业和抚育子女难以两全。

 此外，社会的舆论也起到一定的负面影响，许多人甚至担心，生育太多孩子可能成为一个缺点。德国劳工部长乌尔苏拉·范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生育了7个孩子，常常成为媒体调侃的对象。

 面对家庭和事业的冲突，社民党副主席施维斯格（Manuela Schwesig）表示，德国的就业市场要考虑对这部分家庭制定有利的政策，而不仅仅是对他们在工作上提供帮助。

 为了使女性们可以更好地平衡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关系，德国家庭联合会负责人Siegfried Stresing正在提倡加大力度扩建对婴幼儿的看护途径并且呼吁国家为孩子提供更多的补助。